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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1, 2007

中共領袖的上海情節 - 紀碩鳴

即將出刊的《廣角鏡》刊文指﹕30年前粉碎“四人幫”﹐標志著中國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束﹔30年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 書記陳良宇及在他保護傘下的利益集團的快速瓦解﹐則再次標志著中國一場波瀾壯闊的粗放型經濟改革運動的結束。眾所周知﹐無論是30年前發生的史無前例的 “文化革命運動”﹐或是近20年來開展的波瀾壯闊“經濟改革運動”﹐都有一個共同而奇特的歷史現象﹐即都起源於上海﹐而又終止於上海。都是由中國的政治領 袖在上海點燃“運動星火”﹐漸次推向全國﹐最後又因來自上海的政客將其意圖推波助瀾地發揮到淋漓盡致而走向極端﹐從而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chinesenewsnet.com)

50餘年來﹐中國社會變遷所表現出的這種歷史輪回現象﹐以及始終縈繞在中國兩代核心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晚年腦海中的這種難以抹去的“上海情節”﹐對於解 讀歷史與現實的中國﹐認識今天和未來的上海不無助益。這既反映了上海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格局中的獨特地位﹐也折射出上海在引領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遷中所具 有的無法替代的效用與功能。從歷史發展的現實軌跡也可看出﹐上海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歷次社會重大變革中地位舉足輕重。在中國政治領導人心中﹐上海雖不是政治 權力的中心﹐但卻必定是中國前行的座標。猶如一支乘風破浪的遠航艦隊﹐它永遠不會扮演“旗艦”的角色﹐卻始終行進在艦隊的最前方﹐承擔著引領整個艦隊的 “導航”角色。(chinesenewsnet.com)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進入了全面經濟改革與建設時期﹐但上海並沒有因為是“文革”重災區而被邊緣化﹐相反在改革開放初期依然承擔起了率先發展的重任﹐樹立 起新時代的標杆﹐成為新階段的榜樣。據此可以相信﹐今天當中國開始邁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心走科學發展﹑和諧進步之路時﹐上海仍然會在未來的深化改革中 保持領先地位﹐並不會因陳良宇的社保貪腐案而悄然隱退。(chinesenewsnet.com)

中國政治老人的“上海情節”(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的前兩代領導核心都有著無法言狀的“上海情節”。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中國領導人﹐他們雖各自引領不同的時代﹐一個是政治時代﹐一個是經濟時代﹐但這兩 個時代在中國現代史上都留下了足以令全球矚目的軌跡。同樣是這兩個偉人﹐在他們的政治路線推行和政策實施過程中﹐卻不約而同地走出京城南下處於東海之濱的 上海“點火”﹐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又不約而同地大量起用上海干部。無論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時代還是鄧小平的經濟大運動時代﹐都對上海寄予厚望﹐讓其承 擔著引領時代的重要角色﹐甚至將整個時代的張力與影響力濃縮於這座城市﹐致使上海成為兩位政治領袖的至愛。(chinesenewsnet.com)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關注和起用的點火者就是當年上海的張春橋和姚文元。由姚文元作為號手首先吹起“文革”的號角﹐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評 “三家村”等批判文章曾掀起十年“文革”巨浪。“文革”開始後﹐真正的“奪權”運動也源於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人在上海率先制造了矛頭直指上海市委的 “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直至1967年1月初﹐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到上海策劃奪權。1月4日﹐奪了 《文匯報》的權﹐5日﹐又奪了《解放日報》的權。1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組織的名義﹐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批斗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 委﹑市府領導人。會後﹐市委﹑市府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權力落到張﹑姚等人手裡。毛澤東對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活動表示支持。以後形成的“四人幫”成為 1966年至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形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名稱。其組成人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四人﹐其中三人是從上海到中央。而文 化大革命結束﹐也就以“四人幫”被粉碎為標志。(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起於八十年代的廣東深圳﹑珠海﹐但真正對全國改革產生強大幅射力﹐進而影響市場化改革整體進程的則是鄧小平1992年春季南巡之後﹐由 上海浦東大開放大開發開始的。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去了廣東深圳﹑珠海﹐又來到上海。論述新一輪改革啟動的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員文章也出之上海人 及上海報章。鄧小平晚年的時候﹐幾乎每年的春節都在上海度過﹐至“六四”政治事件之後﹐中共的總書記﹑總理都是先後來自上海。(chinesenewsnet.com)

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驚人相似的舉措是﹕選擇點火和發表重要談話以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舉措﹐幾乎從未出之京城﹐而總是在遠離京城的南方﹐並且一定離不開上 海。或許﹐京城的政治環境和政治文化形成的阻力很難突破﹐需要借助外力啟動新一輪的突圍﹐兩位政治老人都刻意走出京城固有的政治魔塊並不出奇﹐但為什麼都 選擇了上海﹐這就值得探討了。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們起用上海干部以後﹐都會被上海干部將他們的路線玩到極至而走向反面﹐並由此宣告原有時代的結束。在民間 也同樣﹐上海出了一個“四人幫”曾令全國上下人人厭惡﹐而改革開放到現在各地都出了不少腐敗干部和貪污案件﹐但惟獨上海出了一個陳良宇和“社保案”﹐卻引 起全國的共憤﹐各地出現的貪腐案再多﹐但都不及上海出一個大貪官那麼引人注目。(chinesenewsnet.com)

據悉﹐毛澤東時代﹐他看好的是上海的工人階級﹐在毛澤東的思路中﹐上海有一支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上海的經濟在全 國的經濟中佔六分之一﹐這可能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上海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它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從上海的文化﹑階級隊伍以及它在全國這盤棋中的布局和地位來 考慮﹐都是舉足輕重的。(chinesenewsnet.com)

鄧小平搞經濟建設﹐提出中國要走市場經濟的路﹐要實現這個目標更離不開上海。這個昔日的十裡洋場﹐留存著太多的市場經濟的記憶和痕跡。深圳的開放﹐起到了 影響全國的作用﹐但卻起不到極具影響力的全局性帶動和幅射作用。90年代曾有一句口號﹐講的是“上海活不了﹐改革開放就活不了﹐全國都活不了”﹐起動上海 就是為了走活全國這盤棋。所以﹐鄧小平把改革的重心壓在了上海。搞浦東開發開放﹐不僅上海活了﹐周邊的浙江﹑江蘇活了﹐整個長三角活了。原來長三角是以鄉 鎮企業為特點的小打小鬧﹐走出浦東模式以後﹐中國發展的國際定位與目標更明確了。上海的經濟實力在全國無可比擬﹐為鄧小平關注上海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和前 提。當時上海的經濟總量仍佔全國經濟總量的八分之一﹐只有六百多平方公裡的土地卻有著最高的效率與產出。(chinesenewsnet.com)

中國幾十年的發展中﹐上海有獨特的人文地理優勢﹐有獨特的政治文化環境和經濟地位﹐他是中國唯一與京城的“皇城根文化”有類似地位且又有明顯差異的區域文 化。濱臨東海﹑地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幾乎包容了中國所有的水系特徵﹕海﹑江﹑河﹑湖﹑溪等百川匯聚﹐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化”﹐自然能取各家之長補己之短﹐ 形成自己獨有的文化特質﹐上海人以其獨具特色的靈敏和精明著稱。上海遠離京城﹐租界文化又形成了上海人善於和樂於揣模時代走向的心態﹐上海人腦子轉的快﹐ 追求時尚﹐易接受新事物﹐這種獨特的“海派文化”在中國很難找出第二個來。(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的粗放型經濟大革命﹐從90年代的上海而起﹐最後極可能以陳良宇事件而止﹐盲目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狀況會因此而改變﹐中國的改革將會進入一個更為有序和諧發展的新時代。(chinesenewsnet.com)

開始結束粗放型無序化市場改革(chinesenewsnet.com)

應該注意到﹐陳良宇等貪腐者的跨臺﹐結束的不僅僅是陳良宇之類的特殊利益集團﹐完全有可能結束的是一個原始的改革時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無古人﹐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初期必定靠摸著石頭才能過河﹐但因此付出的改革成本也會日益高漲﹐它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前期改革所走的是一條無序和相對粗糙的路。雖 然中國已形成市場化經濟體制的雛型﹐但這時的市場化尚缺乏應有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約束及保障﹐人們只要放開膽量就可以改革。這種淘金式的改革﹐猶如早期資本 主義原始積累﹐既無序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掠奪性。(chinesenewsnet.com)

馬克思曾說過﹐和資本主義同時耵漪O它的血腥和殘暴。其實﹐回過頭來檢討﹐中國改革開放所走過的路﹐雖然沒有資本主義早期人吃人﹐羊吃人那樣的殘酷﹐但 與資本主義早期圈地運動(美國西部開發﹑英國的羊吃人)相對應﹐所產生的兩極分化同樣伴隨著掠奪性。但這種“掠奪”表現出的特徵與方式與西方早期資本主義 產生時的現象卻截然不同﹐它表現為中國商人在改革開放的粗放階段﹐通過“官商勾結”為主要形式快速聚集起龐大的私人資產並以新型社會階層為基礎形成強勢利 益集團﹐對中國弱勢群體的既有利益進行掠奪。美國西部開發掠奪的是印地安人﹐中國粗放型改革中的利益掠奪則表現為一小部分人濫用手中權力﹐甚至高舉以強? 弱的權力武器﹐形成強勢集團和弱勢群體的一種新的社會對抗﹐建立在貪腐的官員和不法商人對農民﹑城鎮居民和下崗工人等弱勢群體利益進行剝奪的基礎之上。(chinesenewsnet.com)

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走得是革命性的粗放型市場化探索之路﹐其特徵表現為單純追求GDP高速發展的模式﹐無論是區域考核﹑領導政績﹑社會發展都圍 繞著GDP轉﹐這個指標成為整個社會的驅動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最終產生過熱過快與發展極不平衡的後遺症。至1997年“十五”大後 ﹐成功的市場化改革經驗又迅速向社會層面全面擴展﹐將市場化引入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領域﹐導致民生問題日益尖銳。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是基本保障問題﹐包 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等的缺失﹔二是社會公平問題﹐公民的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令很多人喪失了權益﹐在市場競爭中失去競爭力﹐如受教育的機會問題 ﹐市場上創業得不到權力的支持難以成功等等﹔三是既有利益被剝奪問題﹐城市動遷剝奪了市民的居住權﹑下崗剝奪了工作權﹑農民被剝奪了耕地所有權等﹐形成了 改革開放後的新矛盾日益尖銳。從而﹐迫使新一屆中央另闢蹊徑在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下解決前期改革遺留的嚴重問題﹐重新選擇科學發展的新途。(chinesenewsnet.com)

由此可見﹐以陳良宇貪腐利益集團的瓦解為標志﹐終結了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階段﹐即初步市場化的過程﹐也可說是改革的初級階段的結束。改革開放至今﹐生產資料 和消費品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的步履才剛剛邁出﹐這個時代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建構﹐而剛剛通過的《物權法》﹐則反映出中 國改革第一階段的積極成果﹐從財產認同到對新生的中產階層的認同是中國共產黨借助改革從理念到制度的新突破。資產階級革命所宣導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 ﹐終於使中國在法律層面獲得了確認﹐其社會意義遠遠超出對個人物產所有的肯定﹐意味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出現。同時也宣告了﹐中國改革在先﹐制度法制建設滯後 的無序化改革的結束。如果說﹐20多年來的粗放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GDP的連續高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狂熱換來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以犧牲了 社會公平﹑正義﹑公正為代價﹐是社會財富向小部分人集聚的“原始式結累”﹐那麼﹐下一步改革開放將進入以制度法治建設為先導﹐以民主和諧為追求目標的﹐更 為有序﹑更為科學的發展軌跡。(chinesenewsnet.com)

上海仍然是榜樣但絕不是惟一(chinesenewsnet.com)

無序化改革的結束並不是改革的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長期的任務﹐更是需要幾代人去努力接力的事業。一個改革時代的結束﹐接下來將進入以制度建設為基礎的 社會有序化改革時代﹐這需要制度和法規的不斷完善與深化。今天中國正在創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似乎又可能從上海起步。去年﹐國家 主席胡錦濤在參加“全國兩會”上海小組討論時就對上海提出了“四個率先”的要求﹐希望上海在新的社會轉型時期繼續走在全國的前例。從毛澤東60年代看中上 海點燃“文革”之火﹔鄧小平90年代看中上海抓住機遇搞市場改革﹔胡錦濤寄語上海率先構建“和諧社會”﹐可以看出﹐作為共和國的“長子”﹐上海依然充滿希 望﹐具有不可比擬的先導優勢。(chinesenewsnet.com)

為什麼都選擇上海﹐因為這兒有中國人可以追逐的夢想﹐上海溶入國際的歷史﹑上海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筑成了偉大事業的基石﹐都使得上海有條件優先於其它城市 或區域率先發展。中國在“文革”最亂的年代﹐上海依然保持著中國式的穩定和經濟的增長。中國一講改革開放上海又可以走在前列﹐如今﹐中國宣導科學發展﹐建 構和諧社會﹐上海自有它扎實的基礎﹐這是上海歷史與現實決定的。(chinesenewsnet.com)

去年兩會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政後第一次來到兩會上海代表團會場﹐與上海的代表們共商國事﹐國家主席胡錦濤走進人民大會堂上海廳﹐重要的象徵意義是﹐在 “十一五”規劃的實施中﹐中央對上海仍寄于厚望。在中國邁向新的建設時期﹐胡錦濤對上海提出的“四個率先”﹐要求上海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提高自主 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是希望上海可以和中國現代史中歷次社會深刻變化一樣﹐走在中國全面富裕時代的最前沿。(chinesenewsnet.com)

今天﹐胡錦濤在“上海”講改革﹐指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事實上﹐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與當年鄧小平講改革一樣﹐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沒變﹐但仔細分析﹐今天的改革內函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1992年鄧小平在廣東講的是“要不要改革” ﹐胡錦濤在上海講的是如何“深化改革”。胡錦濤看的很清楚﹐從政治經濟文化的環境來講﹐上海是最有條件可以走在前例的。(chinesenewsnet.com)

改革需要勇氣﹐但進一步深化改革更需要以法制﹑科技﹑文明理念為基石﹐今天中國的發展需要創造持續增長的條件﹐需要構筑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些因素與 條件毫無疑問上海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曾經被稱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較早引入了西方的文明﹑文化﹐作為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加上江浙等省及長 三角的烘托﹐上海作為全國的上海﹐其對中國內地的幅射帶動能力會更強。胡錦濤對上海提出“四個率先”的要求﹐其實是瞄准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新目標。雖然上海 出了一個陳良宇﹐但在時代轉折前夕被清除﹐不是壞事﹐這反而能使上海發展的環境更純淨﹐引領時代轉折的潛能更有效地釋放。(chinesenewsnet.com)

自然﹐三十年後走入新一輪的輪回﹐中國改革開放走出粗放型﹐朝向精細化發展﹐制度化建設所日益體現的制度效應和法律保障足以制衡上海領導干部中不斷重復出 現的弊端﹐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上海的領導干部要注重自身建設﹐上海的未來仍然會不斷創新及輝煌﹐但絕不應成為上海干部自傲的資本﹐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 的干部也要心系全國﹐成為中央決策的堅定執行者﹑中國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者﹑和諧社會的締造者。(chinesenewsnet.com)

最後還需要強調﹐今天的中國到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胡錦濤曾講﹐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要承擔起對全國發展的歷史責任﹐上海只有溶入到全國去﹐才能 更好更快地發展。但必須注意吸取歷史的教訓﹐全國只看上海﹐上海一家獨大的時代早已過去。深入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應該是全方位的多元化發展﹐上海不僅僅 是一座“孤島式的城市”﹐其優勢是由長三角甚至全國諸多省市和地區綜合力量匯聚而成的﹐過去是如此﹐今後也必定如此﹐更何況中國未來的發展還有珠三角﹑環 勃海灣﹑西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區域的整體聯動。因此﹐在中國未來深化改革的進程中﹐上海可以而且仍應繼續發揮其積極的示?作用﹐但絕不會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