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成立的意義 - 南方朔

在這個知識即力量﹑存在必須有話語的時代﹐面對全球話語權的單邊主義﹐已有愈來愈多人警惕到﹐中國人已必須要以文化和 知識為基礎﹐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個道理﹐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說得可能是最直接與和最清楚的了。他曾在一個場合說到﹐“人類最大的 壟斷﹐乃是壟斷了一切理由。”這乃是他後來不斷為“亞洲價值”鼓吹的原因。可惜的是他的態度與主張﹐缺乏了知識力﹑學術力﹐甚至傳播力的持續耕耘﹐因而無 法做出成績。

同樣的道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茲則可能說得最沉痛。他在《迷宮中的將軍》裡﹐敘述南美洲革命之父玻利瓦將軍的坎坷一生。在他革命之後﹐整個國家被各個不同國家的勢力侵入﹐各有各的立場主張。這是後進國被強勢外國話語所侵入﹑所切割﹐最後造成自己國家的分歧混亂。因而玻利瓦將軍遂有“別管我們﹐讓我們過我們的中古世紀吧”之嘆。可是我們也知道﹐所有的後進國都早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屬于自己的中古世紀﹐當殖 民主義的炮艦發射出第一枚炮彈﹐這個中古世紀就已永遠消失了。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資訊和話語以更大的數量排山倒海般而來﹐後進國除了更大的努力外﹐已別無其他選擇。　　　　

最近﹐上海社科院邀集海峽兩岸一些有相當成就的思想史學者﹐開了一次閉門討論會。大家即深感以中國文化為基礎﹑重建合理性的重要。中國社會並非東方主義者所說的一切都是漫漫長夜﹐中國文化的許多觀點透過重新詮釋﹐對這個愈來愈赤裸野蠻﹑透過壟斷一切理由而恣意妄為的世界﹐或許才有積極的意義。而就在同時﹐由中國新興企業家出資創辦的“天大研究院”也正式開始運作﹐要以國際著名的智庫為參考坐標和樣板。對于這樣的自我期許﹐我衷心的樂觀其成。只是我們也必須知道﹐要成為有影響 力的民間智庫﹐說來容易﹐做起來艱難。它必須展開高度的知識學術力動員﹐必須有旺盛而不同于別人的問題意識﹐還必須要有極強的活動能量﹐而後經過長期的努 力與累積﹐始可做出成績。這個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及﹐它需要耕耘的時間。　　　　

每個國家政權的維系都需要許多形式的權力手段﹕它需要軍力﹐以免被他國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而入侵﹔它需要財經力﹐來維系生存所需的物質條件﹔它需要科技力﹐俾讓軍力和 財經力得以進步不衰。而與前述各種力量同等重要的﹐則是它需要有話語權力。那是一種知識學術力。靠著這種力量﹐它可以為自己的存在建造出正當性以及制定自 己國家的日程表。話語權力如果無法存在﹐整個國家即不免淪為思想的被殖民狀態。而大學﹑官方智庫﹑民間智庫﹐都在這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近代人都知道西方有所謂的“東方主義”之說。那是一種合理化殖民主義的知識建構﹐也讓東方產生“自我低劣”的意識。而這種“東方主義”﹐其實是從一七九五年薩賽（Silvestre de Sacy）創設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後﹐一步步發展出來的。“東方主義”的建構﹐花了很長的時間。而有關今日美英的霸權﹐兩位美國學者休普 （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在合著的《帝國能力托拉斯》一書裡指出﹐一戰之後瓦爾賽會議前﹐一群美英代表﹐信奉鑽石大王羅德士（Cecil Rhodes）的感召﹐以建構新的“美英帝國”為職志﹐這就是美國今天“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前身。

今天的美國﹐早已成為相當程度“智庫領導型”的 國家了。一九一六年創設的“布魯金斯研究所”﹐一九四三年創設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已分執自由及保守兩大勢力的牛耳﹐並在全球發揮影響力﹔而中間偏左的“政策思考研究所”﹐則是代表了美國良心的少數派。智庫之功能﹐乃是透過內政外交問題的深刻思考﹐扮演著主導國家方向的角色。另方面也透過學術活動﹐開闢國際網絡﹐俾在全球形成廣泛的知識盟友集團。在美國﹐智庫和政府領導層甚至還有旋轉門﹐人員也相互交流。除此之外﹐ 智庫還有一個知識及政策形成上的重要意義﹐那就是以前的社會乃是“書生論政”﹐它會有態度﹑有立場﹐但卻無方針﹑無策略。但在“智庫論政”後﹐一個“沒有 研究既沒有發言權”的新標准即告確立。“空議論”減少﹐“實議論”則增多。　　　　

今天的中國﹐隨著國力的提升﹐國際影響的擴大﹐已愈來愈成為一個“惹眼 的存在”。別的國家會更注意它和談論它﹐偏見和畏懼當然增加﹔另外則是中國一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應該到了開始自己搭起橋來過河的階段了。無論為了自求進步﹐或替自己的存在發聲﹐甚至為國際社會上和自己命運相同者仗義執言﹐現在的確已到了中國新興民間企業家把智庫當作新事業來經營的時候了。這是個百年大業﹐企業家把錢用到這方面﹐化財力為國家的能力﹐也才更有積極的意義。由于近年來中國青壯一輩的學術力和知識力漸增﹐它已等于替“智庫時代”做好了出發前的准備。如果民間智庫果能有為﹐一定很快就 會有所表現。　　　　

據我所知﹐“天大集團”乃是中國新興的青壯企業集團。它的事業遍及全球﹐這也使得該集團負責人卓具世界性的視野。這乃是該集團決定創 辦“天大研究院”的原因。而“天大研究院”又決定以香港為基地﹐其著眼當然在于以香港之利﹐一方面便于面向全球﹐另方面也有利于整合華人社會的知識學術資 源﹔其次則是香港知識學術界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年後﹐思想也多經轉折。香港除了可扮演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角色外﹐也未嘗不能扮演思想發展上的另一前沿平臺。 　　　　

近代中國“失語”已久。“失語”者不會看自己﹐不會為自己設定日程表﹐也不會述說自己﹐而永遠要猜著別人述說我們的方式費力地去挪動自己。從“失 語”到“復語”﹐那可是個漫長的過程﹐現在就讓我們邁出這重要的第一步吧﹗